我所就读的那所大学号称全国第一所农村大学，坐落在一个县级市的郊外，靠近一个叫西关的回民村庄。当时，学校的围墙不是全封闭的，西关村的农民可以横穿我们的校园去种地。我们的7号宿舍楼正靠近校园的主干马路，每天一大清早，就可以听见老农赶着驴车吆喝着向农田走去。这种声音对于我们这些庄户子弟来说，是何等的熟悉和亲切啊。这所大学完全是农村子弟的天下，从学生到老师，几乎是清一色的穷人子弟。所以，它有两样东西是全省出名的，一是饭菜最便宜，三角钱可以吃到豆芽，四角钱可以吃到土豆牛肉。二是最富有苦学精神，每晚熄灯之后，宿舍楼的走廊上就排满了夜读的同学。我们学校历来都是研究生的高产区。即使没有继续念下去的，也仍然有一股锲而不舍的劲头儿。因为我们没有丝毫的优越感，四年的点灯熬油，使我们对毕业后的艰苦生活有足够的心理准备。
我并不想在这里为我的母校唱赞歌，我清楚，她的优点同时又是她的致命弱点，那就是为了生存可以改变一切，包括自己的性格、爱好和理想。在这种精神的影响下，我们大都选择了自己并不喜欢的职业。这是我们学校庸俗的一面。我们大多是从黑屋子土台子里面通过寒窗苦读，有的甚至经过了多年的复读，才得以脱胎换骨的，我们不敢像北大的才子们那般张扬。家长给我们的叮咛多是“吃得苦中苦，做得人上人”的朴素哲理，所以，我的校友中不少人都做了官，在本省的各级机关里面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。但是，我并不以此为光荣，我们的母校好像也不以此为自豪。记得有一年校庆，学校只请了那些仍旧在基层教书的优秀教师参加，谢绝一切官员。我提到校友做官的多这一事实，不是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份，只是想表明我的母校特有的性格。你想想，一个个普通的师范大学毕业生，在县城或者乡镇的学校里面教书，默默地承受着寂寞和痛苦。他们为了成功付出了多少代价！
我的校友王开岭在济宁市一所中学里工作，在简陋的租房里写下了一篇篇富有智慧和血性的文字，他的作品集《激动的舌头》出版以后，钱理群、摩罗等学者惊叹，一个偏僻地方的教员居然写出了这等深刻的文章！溢美之辞后面隐藏着一种偏见，在他们看来，我们这些在基层谋生的人不可能保持一种较高的精神尺度，只有埋没于世俗生活中才能取得生存的资格。我的处境与王开岭不太一样，我的师兄《北京文学》编辑肖夏林在为我的随笔集《精神游戏的终结》所作的序中，将我与王开岭作了比较，在他看来，我的环境更加苛刻，更加不适合写作。他不相信，我居然在一家县级法院里孤独地守望着精神家园。在他眼里，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因为法院处于利益的纷争之中，不可能保持清静的心境。我的老师周海波教授为我的作品集《心灵的和声》作序，也提到了这样一重矛盾。我理解一个局外人对法院工作的隔膜。我用自身的经历证明，生活不在别处，就在你扎根的土地上。卡夫卡曾经是法院的实习生，后来成为一家保险公司的职员，他把写作与职业分开，他认为职业是生活的义务，而写作是“内心的义务”。以编辑和教师为本分的叶圣陶见人就说：“作家不是我的职业”。专业作家是一个奢侈的岗位，我无法想象一个人居然把写作当作自己全部的生活，那是多么矫情和虚伪的一件事情！
我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生活，每天早上骑着自行车到县法院上班，在楼梯上和打官司的当事人擦肩而过，偶尔能够听到他们的啜泣和辱骂。整天和沉重的人打交道，我深深地体会到要格外珍惜生活。世纪的更替对于刚过而立之年的我来说，有一种横渡海峡的感觉，对岸的风景是模糊的，我不敢抱有奢望，最实际的事情还是努力让自己浮出水面，不至于被淹没。手头正在读君特·格拉斯的《我的世纪》，我非常羡慕这些生于世纪初期的人，唯有他们才敢用这样的语气来总结人生的沧桑和历史的无情。《我的世纪》这本书的开头是一句耐人寻味的话：“我，替换了我的，每一年都要出现”。说实在的，自从告别母校以后，我已经没有激情喊“新的一年来到了”，我只有平静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：一年又一年，梦中的云彩依旧没有如期而至。但是，我还是要出现在没有灯光的舞台上，看着面前的空座位，排练着无人观看的节目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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